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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山村的风，和23年没散去的细菌战阴影

8月15日，天一亮，老家门口那棵槐树下又有人在烧纸。王选常说，这一天是她记得最清楚的日子——日本天皇投降八十周年。但她心里更重的一块石头，是那些“看不见”的死法，那些像骨头卡喉咙一样的往事。

其实我第一次听到“细菌战”这仨字，是二十三年前，《南方周末》派我去找王选。那时候，她还不是后来那个被人叫作“崇山村铁娘子”的团长，只是个想给自家乡亲讨句公道的大姐。她跟我讲起731部队的时候，我脑袋里还全是教科书上的模糊词汇：活体实验、鼠疫、霍乱……可真坐下来听完才发现，比想象狠多了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跟着王选回了趟浙江义乌崇山村。路上碰到一个老人，他姓祝，耳朵背得厉害，说自己小时候差点死在炭疽病上。他老婆插嘴：“那会儿我们都以为中了邪气，还请过道士来驱鬼。”祝老汉摆手：“哪有鬼啊，就是日本飞机撒下来的。”他们家的灶台边还有块发黑的小木牌，上面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：避瘟保安。这种小物件，在村里每户几乎都有，不知谁刻的，也没人敢丢。

采访时遇到一份民国旧档案，上面记录着1941年秋，“本地突发恶疾，人畜皆亡”。据说当时衢州城内，有位叫邱师傅的小学教员，因为给学生分苹果吃，被怀疑传染源，全家连夜逃进深山。他孙女邱娣娣如今已七十多岁，还能背出当年流行的一句顺口溜：“黑虫落地三尺高，小命难保莫乱跑。”

这些碎片拼起来，其实比任何官样文章都扎心。我问过几个当地医生，他们私底下也聊起，当年流行病暴发后，有户人家整屋的人只剩下一条狗活下来，那狗最后也疯了。据《义乌县志》记载，1942年前后，全县因不明疫症死亡者超千人，但具体原因始终语焉不详，只写一句“灾情惨烈”。

有次饭桌上，日本律师团带来的松井英介突然问王选：“你们中国人的伤到底有多深？”他话音刚落，一旁做菜的大妈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你让他把脚伸锅里烫一下试试！”气氛顿时僵住。我看见王选攥紧筷子的手微微颤抖，好半晌才憋出一句，“痛是在骨头里的。”

翻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份美军战后调查报告，说731部队用跳蚤传播鼠疫，每克约1700只。有个传闻，当年宁波城外，一夜之间就掉下数百万只跳蚤，把附近稻田全爬满了。“PX”这个代号，现在只有极少数历史爱好者知道，其实就是染过鼠疫菌的跳蚤。据美国学者费尔推算，仅一次空投，就足够毁掉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结构。这些数字，看起来冰冷，但落在普通百姓身上，就是一家子的生离死别。

2015年的夏天，我再去衢州走访。当时正值稻谷抽穗季节，一个烂脚老人蹲在田埂边抽旱烟，他腿上的溃疡从膝盖蔓延到小腿肚。“这玩意儿，从十四岁烂到现在，”他说，“医生开药没用，都说这是‘战争留下来的’。”他的孙女悄悄告诉我，每逢阴雨天气，爷爷总梦见自己被关进铁笼子，有个人穿白大褂拿针管朝他笑。

一些史料显示，日本方面对细菌武器研发极其重视。《井本日记》中提及，为确保效果，经常加班生产，将感染动物送往各地机场，由专机运送至前线。不仅如此，据东京大学医学史研究所副教授斋藤良太分析，这批科学家的战后生活远比受害者体面得多。例如石井四郎退休后隐居千叶县，还经常参加地方神社祭典，被邻居称为“温厚先生”。

而中国这边，大多数幸存者甚至没有自己的墓碑。2012年底，崇山村自筹资金修建了一座小纪念亭——劫波亭，用的是附近河滩捡来的鹅卵石垒成。一块青砖墙上密密麻麻刻满名字，多半已经风化模糊。有一年清明，下大雨，一群孩子围着碑墙打闹，一个老太太拉住他们低声骂道，“别吵，让死人睡踏实点。”

曾经有人建议建座大型纪念馆，可钱一直凑不齐。直到2023年底，本地企业老板捐出五万元，总算把展览馆修缮了一遍。不过据负责管理的小陈透露，现在参观的人并不多，大部分还是外地学生或历史老师带队来采风。本村年轻人大多数去了义乌打工，对这些过去几乎没什么兴趣。“现在谁还管这些？赚钱要紧呗。”他说完又叹气，“但总不能让它彻底消失吧？”